注：因为这是一篇从演讲转写来的文字，所以部分遣词造句有一些演讲的风格，而非纯粹的阅读型文本。为了审核通过，删减了不少内容。与Keynote相比，为了降低风险，减少了许多有趣的配图。本文约13000字，根据不同阅读速度，阅读时间不等，但值得慢慢读。除了部分克制的自夸外，都是干货。不想看我自述的读者，可以跳过第三部分。谨以此文，作为我2017年的年终总结。

每一年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活得不容易，2017年同样如此。

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此刻，我仍然陷于这样的情境之中：白天读破坏语感与审美的硬著作、咬牙切齿、绞尽脑汁地想问题写采访提纲，夜晚逼迫自己写虚构或非虚构类的糟糕故事——

煎熬阴郁、自我拷问之处，难以言表，但仍然得坦诚认真、不卑不亢地活着。也谨以此文，作为我个人2017年的年终总结。

今年五月，我受到港大钱钢老师邀请，去香港大学新闻学系给2017届的学弟学妹们做一堂“如何做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如何写作微信体文章”的分享演讲。接到这个题目后，老实说，我根本不知如何讲起，因为在茫茫微信公众号里，我这个毫无规律、更新缓慢的公众号，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，可供借鉴与分享。

但恩师赐了题目，我没法再推辞，想了许多天，决定以《变动时代中的个人微信公众号——以及动荡年代里的个人媒体生涯》为标题，来做这一次分享。最终，这次分享在2017年5月22日完成。

那一天除了港大的学弟学妹，在场的还有钱钢老师，以及“网易·人间”非虚构平台的创始人、作家关军老师。听完我诚惶诚恐的分享，钱钢老师、关军老师、学弟学妹似乎都觉得没有失望，让我长舒一口气。

这篇文章，也是我根据当时演讲的Keynotes和现时的个人记忆，重新写作的分享内容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我和我的公众号写作，都不是主角，我想呈现的，就是在“变动时代”和对媒体人来说“动荡年代”里，如何“坦诚认真、不卑不亢地活着”的故事。

一、为什么我来讲公众号时代的独立写作？

虽然这是钱钢老师布置的题目，但如果要讲微信公众号时代的独立写作，江雪老师是更专业而合适的人选。江雪老师是我钦佩的资深媒体人，十几年的媒体从业生涯，做过华商报的首席记者和评论部主任，我也曾当面向她请教过如何做记者和评论。在微信自媒体时代，她也开始了“独立写作”生涯。

她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是被屏蔽的常客，而她的个人微信公号，也不断经历消失，从“雪访”、“新雪访”，再到“新新雪访”、“小雪访”。她一边给“界面·正午”、“网易·人间”、The Initium Media撰写经历大量采访而来的非虚构故事，一边更新在自己的公众号。

在营销号遍地、蹭热点、收割流量、玩弄民意和情绪的“后真相”时代，江雪这样的写作方式，其成本和收获，实在是太不成正比了——很显然，“Make the good people win”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。

做一个有尊严的独立撰稿人，提供高质量、“读者友好”、具备高度公共意义的故事和解释性文章，是我的目标，但我现在做不到，所以这不是我能够分享的内容。我能够分享的是这些：

一个从未亲身经历传统精英媒体年代（那时候我念中学），也未在微博大V时代有所斩获（那时候我念大学），尚未全面入行时传统优势媒体就经历垮塌（2013年我大学毕业，时代开始剧变）的媒体人；而与此同时，新媒体风起云涌、内容创业方兴未艾、热钱无数之际；作为个体所生存的城市，香港又处于撕裂最严重、社会矛盾最外化的几年里——

在这个“最坏的时代”（或许从资本与技术的意义上，又是同时最好的时代）入行的年轻人，如何在“新媒体”微信公众号和严肃公众新闻机构内，经历与观察，尝试与思考，妥协和选择？

而在讲我的个人经历前，不得不先对时代做一番追溯。

二、我入行前后中国媒体的巨变

评论家宋志标把2008年到2013年的中国媒体业，视为一场漫长而更加缓慢（并非断崖式下跌）的衰落期，他在《坚固的东西都在消失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汶川地震。当时在地震发生的一周内，宣传部门的管制是失效的，即使有禁令也没人听。管控的失效对政府的心理震动相当大，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管制，其动作之大，程度之深，一直影响到现在。”

这是资深媒体人宋志标的回忆，2008年时我还在读高二，并不知道这些。但2013年就不同了，这一年我记忆非常清楚，即便是不完全回忆，也能够迅速地想起那一年的许多事情：

1月初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，4月份被爆出来有七个不能谈论的话题，8月的讲话，“XX斗争”的字眼也由此而出。紧接着是9月，打大V开始了，从薛蛮子起，超乎所有人想象的，微博原来的生态迅速破坏殆尽——现在的微博起死回生，但生态早已变成另一番风景。

当时，刚刚经历新年献词事件、暂时不温不火、尚不知大祸临头的《南方周末》，其几个厉害的年轻记者范承刚、周华蕾、刘志毅等人，还专门为此采访撰写了长篇报道《大V近黄昏？》，旁敲侧击地反对这种对微博原有大V的打压。

（《大V近黄昏》，南方周末 2013.09.12，如今几个主要作者均离开新闻行业 ）

那时的南周，很显然是孤独的。因为与此同时，作为国家力量的官媒启动了：新华社刊发评论《谨防大V变大谣》；《求是》杂志子刊《红旗文稿》发表评论：“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，要敢于打‘老虎’、管网站”……这样的声明和配套的行动一样，旗帜鲜明，纲举目张，不假辞色，毫不修饰。

当然，同一年还有《新快报》的陈永洲事件所引发的争议、乃至不同市场化媒体之间的“内讧”；到2014年初，还有南方报业集团出具的证词事件等等，其后是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沈颢事件等等。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、以及接下来的两三年，互联网治理有了一些新的、此前从来没有、或者很少听过的新提法。比如：“敢于亮剑”、“XX斗争”、“网络舆论上甘岭”、“打赢新三十年的XXXX反击战”，这些都成为官方常用的提法——而这些提法背后，是一整套治理思路和治理逻辑，以及治理手段的巨变。

这是官方互联网治理层面的变化，而从互联网新媒体的自我发育来看，2013——2014年也是新媒体创业风起云涌的一年，智谷趋势（邓科）、大象公会（黄章晋）、短裤视频（陈鸣）、新榜（徐达内）等都相继成立，这些创始人在传统媒体时代收获了成就和声望，而其新媒体的创立也迅速获得大量关注。

2014年末，我在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做记者，去北京参加了徐达内举办的“2014新媒体高峰论坛”。后来我在《亚洲周刊》发表了《中国新媒体创业风云》的特写，附带了一篇对北大胡泳教授的专访，题目是《关于媒体人创业，一切都在未知之中》。

《中国新媒体创业风云》这篇报道的开头几段，我这么写道：

评论家宋志标总结2014年中国媒体业，“XXXX在自觉介入，主动强化存在，提升整体控制”。

强有力的控制导致传统市场化报业加速衰落，调查记者正在急剧减少，北京大学新闻教授胡泳对亚洲周刊判断，“调查记者可能会存在一个断档期”。

最新的公开数据也在证实这一判断——中国媒体界首屈一指的南方报业集团，在去年共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。

——《中国新媒体创业风云》 香港亚洲周刊  作者：邹思聪

如果长期阅读文中这几个“新媒体”的微信公众号文章，会发现无论是智谷趋势还是大象公会，它们在2013—2014年所撰写文章的尺度，都远远大于它们今天的形态。这是因为在这期间，微信监管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。

而到一年多以后，时间已经是2015年年底，那时候微信公众号已管得相当严厉。其时我在Initium Media做评论编辑，策划了一组专题“新媒体，不自由”，其中有一篇文章叫《图解：XXX如何玩转新媒体？》，比较清晰地讲解了其玩转模式，比如制造“X媒2.0版”、“培养新大V”、“收编商业大佬”，而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，是一个刚刚落马的官员。

惟独在2013年到2014年间的短暂时间，微博和微信的重要性有了反转性的上升和下降。宋志标观察认为，在行政微博充斥微博之后，微博活跃度在极大地降低（针对当时的微博，因为微博如今已经全面娱乐化，活跃度很高），直接导致了微信重要性的提升，特别是微信公众号。微信从一个社交属性很强的产品，变成了媒体属性也很强的产品，它可以提供独立生产的内容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内，我开始了微信公众号的写作。

三、第一个公众号，媒体学徒时代开始的个人写作

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叫“邹思聪的新闻笔记”。这个公众号的写作，贯穿了我在香港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全部时间。

我想举几个在那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微信公号。他们有的在几经辗转之后，成为了目下最炙手可热的新媒体公司，比如张伟的“世相”——

那时候叫“世相”，是一个开头有“sayings”推荐语，每天推荐不同的非虚构、文学类作品、间或有《世道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》这样的爆款文章，后来被封号、转世，成了现在的“新世相”——然而“新世相”和之前的“世相”，已经彻底不同。

还有资深媒体人沈亚川的公众号“石扉客”，现在叫“石扉客栈”。它基本上就是在不断经历消失，而现在的石扉客栈，和以前已经大为不同，但文章仍然时常遭遇消失，影响力也已经大不如前。

宋志标的“旧闻评论”，经历过禁言，而后就逐渐变成了晦涩写作，越来越难以读懂，影响力同样式微。然后是陈鸣的“滤镜菲林”与“咋整”，早期的“滤镜菲林”算是微信公众号平台实验的先锋，“咋整”同样也是。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两个号的内容，现在都很难再出现在大众眼里了。现在提起这些，都像是很久远前的事儿，但其实也就三年而已。

（港大演讲Keynotes截图）

我的微信公众号最早在2013年8月建立，那时候还是iOS6的年代，手机上所有的APP和界面，都仍然是拟物化设计。从一开始，我并没有要来“运营”一个微信公号的概念。我一直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blog来看待。从2009年起，我一直都在写个人博客，而微信公众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阅读体验明显更加出色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考虑。

但从一开始，我在微信公众号的写作——按照元淦恭的评价，就是高举高打。“邹思聪的新闻笔记”上的第一篇文章，叫做《1963：报上已“无”毛》。这篇文章最开始来源于一篇研究生时期的研究作业，“生日报”。

所谓“生日报”，就是发掘自己父母生日那天的报纸。大陆同学的父母出生当时，多半只有党报，所以就考察那天的全国党报《人民日报》，以及家乡那一天的地方级党报。如果是生活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的同学，则可以考察更多的市场化报纸。比如在2013年那一届，我的香港同学就考察了南华早报。

后来对这门课，我写过一段话：

时常回忆起这门课。倒不是学生的展示，真的对公众来说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掘。而只是那段被刻意歪曲或抹杀的历史，突然与自己的私人生命联系起来，学生在自我挖掘中，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历史坐标：今夕何夕，曾来何处，将往何方——即便是朦胧的体会。这门课用心良苦之处，早些年或许隐而不显，而逢历史回潮，旧路重现之秋，则深意尽显。

我在港大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室查看《四川日报》，胶卷室冷气开得非常足，第一次去我没带够衣服，冷极了。助教董忆颖教会我如何使用胶卷，我翻到1963年4月28日前后那几天的四川日报，一下子发现一些让我疑惑的地方：在这些报刊的头版上，刘少奇出现的频率，明显高于毛。

我转头问钱钢老师，“这时候，刘的势力在这时候是处于上风吧？”钱老师说，“对，思聪你很敏锐。”此后大半个月，我查阅了《四川日报》在3、4、5、6月的缩微胶卷，用很原始的方式，查看每一天报纸的头版，看一些我感兴趣的副刊。港大图书馆买了人民日报电子数据库，所以我也查阅了《人民日报》在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月的头版头条，记录下来。查完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猜想，刘出现在“头条”的次数，要比毛多，基本上被证实了。

但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一件事情无法解释，那么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实存在。

后来我一直把这篇文章理解为，我的长期疑惑、以及大学期间用许多方法尝试解惑的一次“集腋成裘”的写作。大学期间，我长期订阅《炎黄春秋》杂志，很认真地读过高华、杨继绳、杨奎松、李锐等人的党史著作。（此处删去500字）当然，麦克法夸尔（Roderick MacFarquhar）、邹谠（Tsou Tang）、白鲁恂（Lucian Pye）、李侃如（Kenneth Lieberthal）等汉学家的著作，我在大学期间也都如饥似渴读过。

如今回头来总结，那时候我参阅的书目至少有如下这些：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、金冲及《刘少奇传》、张素华《变局：七千人大会始末》、麦克法夸尔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》（卷三）、李锐《庐山会议实录》、叶永烈《反右派始末》、邹谠《中国革命再解释》、白鲁恂《中国政治的变与常》、《毛的心理分析》、高华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？》……

那时候，我刚开始读研究生课程，还来不及读许多后来读的著作（现在我再来写，所引用的材料肯定又大为不同），但也根据所读的这些著作，归纳了“毛过气”的先后六步。在2017年5月份的那次港大演讲中，我列举了一些文章里的句子，比如：

第一步是1961年1月，毛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言，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1961年要搞个“实事求是年”。

用现在的流行语讲，这叫“请自行打脸”。打脸的结果是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

……

……

毛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“过气”的，他一边被党内高层承认和夸奖，一边他的主张政策却在实际上被边缘化。

刘少奇，如同在报纸上观察到的那样，自1959年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以来，开始实际地掌握着这个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轮盘。

这个国家最官方的报纸和地方的党媒，都开始把他捧为最如日中天的红人。他的团队所主张的路线，也开始在版面上大量展示。

经济开始恢复，政治趋于稳定。而毛，则在众官僚的阳奉阴违中过气了。毛的乌托邦之怒，仿佛打在了一团深谙太极的海绵里，打得越重，陷得越深。

再比如那篇文章的结尾：

但是我父亲生日这天的报纸，隐隐地已经在告诉我们，比起毛，这些实用主义的高层，实在太低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，他们以退为进，放之生长。而在不远的将来，他们都将被这股力量反噬，金铄骨销，立锥无地。

我父亲出生这日的报纸，三个出乎意料的“新闻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。

刘主席当红——刘邓路线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——毛过气——雷锋出现。之后的事情，就是后话了。

我的父亲生于1963。他不知道，这是寒冬过后，欣欣向荣的一年。但荒诞已经在路上。

那天是2013年中秋节，那堂课以后，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去爬了太平山。其文字部分和这篇文章一样，都是后来形成的——之后的那个周末，我在港大图书馆三楼，敲下了这篇《1963：报上已“无”毛》，发在了第一个公众号上。

之所以详细讲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，是出于一个严肃写作者的自我修养。

对于一个认真对待写作的人来说，自我期许很重要，以冉云飞的话来说，好文章得有趣、有料、有种。

我会讲得更具体一些，比如写作上的谋篇布局：如何让沉重、复杂、陌生、扭曲、枯燥、受污染严重的历史变得“可读”，如何将只停留在学界研究和小范围讨论的话题展示给公众，让其变得脉络清晰、变得“读者友好”？

同样重要的是在语言上，如何让文本保持优美、变得年轻、又不显得轻佻？那篇文章，就是我的自我修养的一个实验成品。

2013年9月20日下午，我在第一个公众号上发布了这篇文章。文章发布之前，我的微信公众号订阅读者是12人。发布以后，一天之内的数据是4万多，微博上也被别人转载了，很快是几十万加。

可能是那时候微信公众号数量少的缘故，我的关注者里突然出现了这些人：撰写《媒体札记》的徐达内；对我影响很大的自由主义学者和译者冯克利；黄章晋也关注了我这个账号，他主编的凤凰周刊是我一度非常想去的杂志；而后来，左志坚办的拇指阅读，邓科办的智谷趋势，都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……

陈鸣那天也在微信后台告诉我，连我少年时代的偶像韩寒也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了。当我在港大讲到这里时，关军老师提出了质疑，“很奇怪，韩寒从来不发朋友圈的”，但是陈鸣（拨惹尘）当时确实留言说，“韩寒也在朋友圈转啦”——反正我是相信了。

情况是这样：9月20日当日，订阅者涨了400多。一周多有了2000多订阅者。到10月10日时，已经有4000多订阅读者。由于更新很不稳定，到2013年年底，公众号有7000多个订阅读者。到了2014年一二月份，就到了一万名读者。之后我忙于实习和学业，长期未更新，一直停滞了蛮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大号，由整个团队运营的，突破10万读者订阅就算很大的公众号，不像现在，动不动百万级订阅者。

这篇文章的尺度，现在是无法成功过审的——我亲自试过重新推送，数次都失败。但在那时候，居然还很容易。

而因为个人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在新闻系学生时代收获了一些来自业界和学界的肯定，为后来自己找工作、乃至采访提供了一些方便，比如在研究生期间和工作初期，因为微信公众号造成的影响，我有了给市场化媒体长期撰稿、乃至写作专栏的机会，如南华早报中文网、凤凰网、腾讯文化、《经济观察报·书评》。

这大概就是我做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初期的故事。

到快毕业时，我忙于课程论文，以及毕业的各项作业，此后还有找工作，微信公众号几乎不再更新，因此订阅人数到了一万以后，就涨得比较慢了。这一时期，我开始用个人微信号传播职务作品，其中有一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稿子，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将其传播进来。虽然很快遭到删帖，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仍然得到了在其他平台上难以复制的传播度。

而至此，微信尺度“极大”的短暂时代也走到了它的尽头。我的第一个公众号，也因为传播一篇在《亚洲周刊》上发表的关于“长鱼侯”的报道，而彻底消失了。

回顾第一个公众号的“短暂生命”，也可以折射出，在那时候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与政治环境剧变夹击下的生态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那个个人微信公众号，在极不稳定的低频率推送中，竟然许多时候阅读量与影响力高于很多传统媒体，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按照元淦恭的解释，这来自于微信传播方式的不同，他认为：在传统媒体时代，作为“精英”的机构媒体人把握着言论渠道。微博时代，又形成了独特的“大V”文化。到了微信时代，传播从广场式变成节点式。

所以，当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，开始冲击传统媒体时，也意味着传统媒体序列的“等级”制度被破坏掉，而严酷的审查在那时又短暂地缺位，契机与窗口在此形成。微信公众号的文章，像是一个展示在别人朋友圈的橱窗。微信巨大的用户量，节点式传播，导致一篇文章，理论上可以在每个人的朋友圈里出现。

一切都是新的，所以那时仍然没有特别成熟的“微信体”、标题党。在前端显示上，前期的微信公众号不显示阅读数，许多内容创业者也没有刻意追求“10万+”。我的那些习作文章，也因此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传播、认可。在传统媒体发展极为动荡和混乱的时代，这为我的职业生涯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便利。

而我在微信公众号的早期时代，通过自己并不专业的习作，收获了哪些呢？

最明显的收获是，在工作后，我需要采访许多人，而由于微信公号的缘故，许多学界前辈，甚至采访对象，也读过我写的东西。

在《亚洲周刊》工作时，有一次我做关于越南政改的报道，要采访广西师范大学做越南研究的政治学教授。我打电话过去采访时，说了自己的身份，她说，“哦，我知道你，我读过你写的文章。一般来说，我不大喜欢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，但是因为读过你写的东西，那我愿意和你聊一聊，我对越南政局和新闻行业的看法与观察。”

另外，通过在微信公号上写文章，我认识了一些海内外的年轻学人，通常是文学、新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、政治学背景的年轻人。我们因为旨趣相投，而成了朋友。他们从一定程度上，信任我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有一定的学术认知能力和媒体专业能力。

所以在担任Initium Media的评论编辑后，我在不长的时间内，也组建了一批可以长期为Initium撰稿的年轻学人。他们往往在海外接受科班的学术训练，也乐于拥抱新媒体，拥有更年轻的写作语言。当然，如前所述，也是因为写作公众号，我认识了许多媒体和学界的前辈，许多前辈在后来，也成为我在Initium Media的长期作者。

最后的收获，可能就比较现实，我获得了给其他媒体撰稿和写作专栏的机会。我猜想，并非因为我写得有多好，更多是因为原来那些写得好的人，很多都去创业而不再写作了。

但是这一行仍然需要写作者，于是相应的，我也得到了一些媒体的青睐，在媒体业并不很景气的现状里，给我的稿费也算很优厚了。去年末，我之所以敢从一家待遇优厚的VC辞职，而在北京自由撰稿，也是因为从整体水平上，我能够通过自由撰稿，每个月获得还凑合的收入。

四、第二个公众号，大环境已经天壤之别

到2014年年底，我申请了第二个公众号、重新开始微信公众号写作以后，中国互联网的大环境已经天壤之别，舆论阵地已经被牢牢掌控。

而既然说到互联网大环境，就得有对大环境的规训。这些对互联网的规训是什么？

互联网新规首先是“三个十条”：

分别是“微信十条”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》 （2014年8月7日）、“账号十条”《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》（2015年2月4日）和“约谈十条”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》（2015年4月28日）。

“三个十条”具体指什么？根据官媒报道的说法，“微信十条”是“对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进行了规范”；“账号十条”是对“就账号的名称、头像和简介等，对互联网企业、用户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”；而“约谈十条”则是“推动了约谈工作的进一步程序化、规范化”。

新的《安全法》也有自己的互联网新规矩，在新的法规中，网络安全成为重要组成部分。2015年7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《安全法》，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了“网络空间主权”的概念。

除此以外，网安法也进入人们的视线。我在Initium做评论编辑时，跟踪过其立法的全过程：在草案刚刚公示时，2015年8月6日，其时Initium Media刚刚上线不久，我就组了评论专题，约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王四新的专业文章。在这篇《网安法草案不利于互联网发展》的文章中，王四新的主要观点是：

“（网安法）草案让互联网企业压力过重；

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应对第三方内容负责；

个人信息保护应该专门立法；

网安法应给互联网正常发展松绑；

严格推行实名制违背宪法与国际公约。”

很显然，王四新教授的观点并未被接纳，到2016年11月8日，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网安法，并于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。

而到2017年5月8日，新版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出台，同样于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，其上位法依据包括网络安全法、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。我注意到新华社对新版互联网管理规定的报道，出人意料的是，新华社这次也采访了王四新教授：

王四新说：“总的看，任何单位和用户都不得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互联网平台需要承担审核平台账号的开设信息、服务范围等主体责任。”

在港大那次分享上，我说，大家可以去看王四新教授在Initium的文章，以及他最近接受新华社的采访—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大环境的变化会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一个人的言说和观念。正因为我曾直接负责那篇文章的约稿和编辑，所以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，才显得如此直接而生动。

做分享是在2017年5月22日，我当时说，“到6月1日网安法和新版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正式实施后，一定会有一批被惩罚的对象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一看。”——一周多以后，我已回到北京，预言成真了。但当时的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的被惩罚对象，竟然是“毒舌电影”、“严肃八卦”等娱乐新媒体。

通过上面的追溯，可以看到国内层面上的“规训”手段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“法律法规”、“专项行动”以及“舆论宣传”同时发力，因而迅速直接地改变了大环境。

而在国际层面，中国国家能力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，对世界互联网的话语权也急遽提高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在乌镇举办了连续三届（本文演讲时是三届，到本文写作时，互联网大会已经召开第四届）世界互联网大会·乌镇峰会。

这便是最近几年来，中国互联网大环境剧变的“史诗”脉络。（此处省略500字）今日去重新审视发表在Initium Media上的那篇文章《图解：它如何玩转新媒体？》时，会很容易看到，“敢于亮剑”，“打赢新三十年反击战”……一切都实现了。

在此大背景下，我在第二个公众号上的写作，就变得无比艰难。几篇当时写得比较认真、自以为又足够“聪明委婉”的文章，都是逃过了发布时的审核机制，但逃不过事后的迅速审查——发布了三四个小时，阅读量破万后不久，就不见了。

（此处删去1500字）

（遥远的2015年）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仍给内地其他传统媒体写作书评，并有幸入围了《经济观察报·书评》2015年年度书评人。但是我已经意识到，如果还想保持微信公众平台的写作，想要“活下去”，那么在微信这个平台上，就必须得转型了。

五、“隐喻式写作“和“寓言写作”成为必然

于是，我索性去掉了“新闻笔记”四个字，自我介绍也变成了“写作实验者，阅读焦虑症患者，关注审美判断与可能生活”。本质上，我喜欢文学和哲学，其次是历史，再次才是政治学或公共事务。所以这样的“转型”，从技术层面对我来说也并非很难，更难的转变来自心理的苦闷与憋屈。

我常常会引用约翰·亚当斯给他太太书信的一段话：

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，因此我的孩子们能够学习数学和哲学。

我的孩子们应该学习数学、哲学、地理、博物、造船、航海、商业和农业，使得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、诗歌、音乐、建筑、雕塑、织物和瓷器。

——《独立宣言》签署人、美国第一任副总统、第二任总统 约翰·亚当斯

然而，当公共事务不再可以直接言说时，“隐喻式写作”和“寓言写作”就变成了必然。我将引用两个我喜欢的人，一个是博尔赫斯，他说，“寓言是一个美学错误”。另一个是克罗齐，他说，“寓言不是精神表达的直接方式，而是密码的一种用途”。

在2015年年底，我写了一个短文章，暗示了我心理层面的“转型”，那篇文章叫做：“2015年就要过去了，记录者都成了寓言家”。

2016年5月，我终于在Initium Media做完文革五十周年的多媒体专题。作为这系列专题的终结，我写了一篇记者手记《深渊者笔记》，最后几段我这么写道：

孤立的中国知识人，如果他还想记录的话，就不得不为自己的文字加密，而成为一个笨拙的寓言家。

寓言是荒谬的：我想你知道，却殚精竭虑锁上它，使之隐微不显。越重要的话题，越会成为普罗米修斯，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。

而作为中国人，若是选择在境外媒体工作，也同样存在悖论：当你翻越城墙，可以并不设限的言说时，最该看到这些文字的人，已经被过滤掉绝大多数。这种处境下，放逐感与飘零感，会毫无保留地袭来。

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就是如此。苏珊·桑塔格曾忧郁地谈起这位她深爱的流亡诗人：“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、最大胆、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，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、愤怒、焦虑而不能，也不想回去的伟大别处。”

在亲睹故园指鹿为马、剧烈摇动时，在笨拙的寓言家与飘零的自由人之间，任何选择都是错误的。

写完这篇文章，我辞掉了工作，全职的记者生涯到此暂停。我去了北京，先后接触了许多行业，有影视编剧、风投VC、科技媒体以及——火锅店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我没有太多时间在这个城市。如果我有更多时间，每一件事情我会做得更久一些。但与此同时，在“知识付费”的浪潮下，我非常低调地做了一个叫做“暗店街阅读计划”的个人写作实验，后来一共有500余人参与订阅。

我想说的其实是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叫“暗店街”？

《暗店街》是我很喜欢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。主人公叫居依，他在偷越边境时遭到劫难而丧失记忆，后来居依成为一个侦探，开始侦查自己的身世和来历。这本书包含了莫迪亚诺作品里的重要主题：记忆、过去、身份。主人公搜集了大量片断，试图拼凑出自己的人生。

而“暗店街计划”，也是属于我的隐喻，是通过阅读、采访和写作，来拼凑我个人、世界和时代的记忆、过去与身份的隐喻。

持续一年多经常不按时完成的艰难写作（如上所述，我其时仍在做其他行业的折腾），一共发布了15万字以上的原创新文章（加上几篇旧文，则超过20万字），其中包括：

《一个“日奸”日本外交官，如何看待中日国境问题？》、《在日本传统迷雾中，寻找靖国神社真相》、《误入歧途的中日民族主义：当“民族”替代“国族”》等等——

（“暗店街”部分公开文章）

“暗店街阅读计划”是我在自由撰稿人这一年的阅读、采访与书写的结果，这些文章也反映了我的疑惑与问题意识，代表了我的一种求索：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为何成为朋友？我们为何成为敌人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彼此？我者与他者怎么划分？为什么要划分？可不可以想象其他的可能性？

当然，这些书写不一定像公众号的文章那么好读，但我已经尽我所能，让这些书写变得“读者友好”了。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是，将来我会用故事或更简单清晰的语言去写作这些内容，但这一切都得建立在我理解得更深的基础上，建立在我的生存压力更小一些的基础上，也得建立在我无需再“隐喻写作”和“寓言写作”的基础上。

除了写作实验以外，在公众号写作层面，我书写的风格和内容也明显转向，也因此，老朋友们经常嘲讽我，我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“情感博主”了。我所写的文章题目，都变成了这个画风：

（文章画风的转变。注：Keynotes制作时为五月份，后来的文章并未收录）

这些文章更合时宜，写作起来也更轻盈自如。它们理所当然的更加安全、更受欢迎，我毫不意外，也并不失落，因为本质上我就是个文学爱好者。更根本的是，按照王德威教授的术语来说，这是我作为微小个体，在巨大而无可更改的“史诗时代”里，所发出的“抒情声音”。

这便是在写第二个公众号的过程里，我所有的挣扎与转向，一切都无非是里尔克的那句诗，Who talks of victory? To endure is all.

哪有什么胜利可言？挺住就是一切。

六、个人公众号写作的焦虑

作为在个人微信平台上的2017年终总结，最后我也想谈谈公众号时代的写作焦虑。我所理解的焦虑大致是这些：

最老生常谈的自然是标题党写作。

微信公众号发展到今天，它一方面被官家塑造——政治经济议题的议程设置权力，完全在官家手中。另一方面，社会、文化、娱乐等领域，被标题党完全占据——传统媒体以四字词、七字词为主的古典标题，在微信公号时代少得可怜。写过微信公众号的都知道，微信公号题目最多可容纳50个字。据我所知，一些公众号运营团队想这句话，经常比写文章本身还久。

一个教授曾经发给我一篇微信文章的截图，说，“你猜这是什么？”我一看标题，《世界第一美‘女的艳’照和视‘频突然流出，看’呆了……》……后来他告诉我，原来这是一篇爱国文章，“还是一个大领导发给我的”，而题目中的这个“美女”就是“中国”——必须得说，连“爱国”的标题党都可以到这个地步，我确实无语凝噎地看呆了。

我认识的一个知名军事作家，曾在朋友圈里愤怒地写道：

“偶尔看了一眼腾讯《大家》推送的标题集，真是无比恶心！据说现在只有这样恶俗标题党才能生存，才能红。不可思议。让他们去红吧。一个号称全球排名第几第几的公司，里头名校博士、硕士一堆，几乎能找到任想找的作者、编辑、设计人员，最后——竟然必须向草根炒手们学习文体，模仿低劣炒手的风格、审美。我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问题！”

这位军事作家向来以说话不留情面著称，但他确实指出了关键所在。不止“腾讯·大家”，许多优秀媒体都不得不在标题上大费工夫，效仿标题党已经蔚然成风。以我那篇《深渊者笔记》为例，发在自己公众号时叫《深渊者笔记》，在Initium Media的官方网站上题目是《记者手记：他的文革记忆让我如临深渊》——这个题目其实不错，做到了某种平衡。而一旦到了Initium微信公众号（那时候还活着），就变成了——《一个90后记者是如何书写文革的？》，令人尴尬无比。

标题党写作，无疑是公众号时代写作者的最直接焦虑。

而更核心的焦虑，可能是情绪写作与粗鄙语言写作的焦虑。情绪写作是很坏的写作，不能使人讲道理，不能使人知道真相，无从学到新知，只是更加匹配读者原有的情绪，与读者产生情绪共鸣，并且放大，这很可怕，而目前微信平台上流量最大的公号，如咪蒙、周小平等，都是这样的写作。

好的写作者必须克服这一点，但也因此，必须面临一个结果：即便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，读者仍然不多的事实。比如说像《选·美》《欧罗万象》《中东研究通讯》这类很优秀的国际议题公众号（当然有些时候，它们的文章确实不太好读），阅读量都不高，达到五千、一万都很难。好的写作者确实要尽可能做到“读者友好”，但这和情绪写作完全是两件事。

在公众号写作时代，粗鄙的语言尤为流行。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，写作并不简单，要同时做到合适的遣词、优美的叙述与合理的论证，就更难。对一个每天都要更新公众号的人（或团队）来说，对所有热点都要去蹭、都要去收割流量的微信公众号写作者来说，不可能对文字有多么严格的追求。这对写作是一种损害，在传统媒体时代，这叫做“笔头写坏了”，但在微信公号时代，写坏了的人太多了。

作为一种核心的焦虑，情绪写作和粗鄙语言写作，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
最后是枯竭的焦虑。在微信公众号时代，个体作为公众号的写作者，勉力维持更新，就必然造成输出枯竭。事实上，“标题党”、“情绪写作”、“粗鄙语言写作”和“强行写作”，都是一种表演写作。出于对公众注意力的需求，一个写作者不再能写出最真实的东西，而变得对读者有所顾虑、拼命讨好。公众号文章生怕耽误了一天，这会导致读者的流失，进而导致阅读量的下降，而靠流量赚取广告费、软文费和靠此卖货的公众号，就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。

写作不再是写作本身，而变成了一种公众表演，这在公号时代，对写作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困扰，而个体的输出枯竭，也是不可避免的焦虑。

作为不是在进行内容创业的个人，输出枯竭了怎么办？

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搁笔，不写。

工作、读书、采访、旅行、音乐、电影、恋爱、认识陌生人……各种各样的事情，除非在进行所谓的“内容创业”，否则不要强写，因为这只是个人表达的一个途径，一种方式。从整体的人生来看，这一点也不重要。对于一个严肃的、真正的写作者来说，唯一重要的，就是不要表演写作，而要真的在写作。

不得不承认，在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新媒体时代，对于那些流行且能引发关注、引发阅读的起标题和写作的“修辞术”和“方法论”，严肃的写作者可以一定程度的适应并加以利用，但对于任何一个有追求、有坚持的写作者来说：

保持对中文写作的审美追求；

保持冷静文字、优美表达和谋篇布局；

保持关注时代痛点、感受时代精神和诊断时代病兆；

在此基础上，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垂直领域，一定是写作中最为神圣且唯一重要的事情。

更何况，写作者即便追求“爆款”，那种横向而短暂的爆发式10万+，三两天之后就失去生命力的文字，真的有值得追求的必要吗？

写作者应该尝试去书写能够留得下来的、在漫长时间河流里的“爆款”。这里请让我引用J.S.穆勒在自传中的话，“能造成未来思想家的书籍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写成，一旦作品写成，一般说来，要引起公众重视与欣赏的时间又太长。”

作为职业，写作无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。未来迎面扑来，当下迅速流逝，而作家永远都在书写过去。

但写作者无疑是幸运的，在所有“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”里，写作者发出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，无论是书写长篇故事，还是随笔抒情，或是论理求知，都在写作完成的那一瞬，获得自己的价值、获得所有人类短暂一生中，不多的自由时刻。

（完）

注：本文不可避免为删节版，完整版（文字完整版与大量图片资料的Keynote版）在“暗店街”的“知识星球”里可读到，读者可自由选择是否查看。长按识别二维码可加入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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